提升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回应力——金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发布时间:2009/8/5 8:47:00 文章浏览:5363次 文章来源:admin
编者按 市委宣传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复旦大学日前举行“上海市马克思主义论坛·金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读”,邀请本市部分专家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解剖金融危机的发生机理,揭示金融主导经济运行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重申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立场、方法、范畴体系的科学性,弘扬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理论的人文精神,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展开对比分析。现将部分发言摘要刊登。
系统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
要准确认识发端于美国、波及全世界的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完全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和框架入手展开全面分析,并进而获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新认识。
首先,对此次危机的解释大致可以概括为:其一,危机是因为监管不力、创新过度;其二,危机最终归因于美国人过度消费和亚洲人过度储蓄;其三,就生产力技术进步因素来解剖金融危机,如奥地利学派的长周期理论,有一点点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在内。前面两种解释或讨论,都略微表层化,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体制自身或者金融体系运行的参与者素质等上面。
相比之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有解释力。马克思分析解释了分工关系和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是市场经济的自身矛盾,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就存在,只不过危机的现实性,在不同的经济制度条件下,表现不同罢了。当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所分析的范式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过去是生产主导或者说是产业资本主导经济运行,现在却是金融资本主导经济运行,资本的虚拟扩张脱离实体经济的自我发展,资本拼命追求赢利,自我扩张。最终,资本的本性与所追求的利益之间出现了直接冲突,账面资产难以兑现,危机突然爆发。
其次,好好重温或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特别是有关经济危机的理论来具体检讨剖析此次危机。其一,危机的物质基础没有改变。金融首先反映出来的问题是资本本性的张扬、对利润的追逐,表现为资本自身的虚拟放大,过度杠杆化,使得虚拟资本利润实现和产业利润实现出现冲突,最终产业资本被金融资本压垮。可以预计,危机以后产业资本必然还是虚拟的资本,危机爆发的物质基础归根结底仍然没有改变;其二,危机爆发的领域没有改变。危机首先表现为信用链条断裂、资本价值的蒸发。资本价值蒸发源于它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的自我过度膨胀,因此,最终还是表现为由于金融泡沫所制造的虚假繁荣,误导了产业资本的过度扩张,生产能力的过剩,过剩产品无法实现。所以,危机爆发的领域没有改变,只不过今天危机的传递机制有所变化。其三,危机的缓解手段和这种手段的本质没有变化。上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催生出凯恩斯主义,出现了政府出面对危机局面参与治理,弥补市场失灵,今天仍然大体如此。但类似借助国有化手段拯救和化解暂时经济危机冲突的做法,本质上不是什么新东西,政府出面的举措并不能够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这种政府措施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成分,所采用的国有化措施只是宏观调控选择的一个工具而已,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其四,危机的周期同样存在。
第三,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助于更加明确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使命。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首先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它是揭示了资本本质和资本运行规律的一门科学。我想,以这种态度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当然,回归科学,首要在于科学的根基即它的立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持久生命力。因此,我们要全面把握马克思建构理论时生产资本主导经济运行的时代特性,进而准确看待当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已经转变为金融资本为主导的新情况,系统创新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系统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解读后所应得到的启示。
通过次贷危机重识马克思主义价值
对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根源,可在3个层面上予以分析:
其一是管理与技术的层面,即从美国的管理方式,特别是金融操作的方式来寻找美国何以发生次贷危机。这是当今最通行的一种分析途径。有些人强调,美国的金融危机主要出在金融监控的不严格、借贷手续的不完善等这些“技术”层面上。
其二是经济的层面,即把次贷危机归结于美国金融制度、经济制度的不完善。有些人已透过“技术”的层面,追溯到美国的金融制度、经济制度。他们强调,发生在美国的这场次贷危机实质上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及生产方式的危机。
其三是哲学的层面,即把这场危机与当今美国人的存在方式联系在一起。在分析这场危机的根源时,可以从管理领域追溯到金融领域、经济领域,还可以进一步从金融领域、经济领域追溯到人的存在领域,即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加以思考。
实际上,在二战以后,美国变本加厉地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资本主义进一步引向金融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这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向极致。与此同时,又变本加厉地推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把资本主义变成赌场资本主义、借贷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也走到了极端。这种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合在一起,“合乎逻辑”地导致了这场次贷危机。
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来看,其紧紧围绕着一个核心价值观念,即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这种核心价值观念的出现,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也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所遭遇的必然结果。在美国乃至在整个西方世界,随着新自由主义以及其他各种资产阶级思潮的广泛流行,人越来越被视为充满着“物欲”的“经济动物”。似乎获取最大限度的物质享受,是人活着的全部意义和最高享受。一方面,资本的本性滋生了人对物质财富的追逐;另一方面,以私有制和极端市场为核心的经济体制,助长了这种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
美国人实现这种价值观念的方法和途径,则是赌博和借债。英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在《赌场资本主义》一书中认定:世界经济混乱的根源在于货币和金融的不稳定,当今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成了一个大型赌场,当今资本主义也相应地成了“赌场资本主义”。从现实来看,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比喻成一个巨型赌场,是很形象的,也是相当有道理的。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具体案例。我们有目共睹的是:在美国,当股市指数一波动,当银行利率一浮动,整个国家就“随之发烧”。在“金融狂”的影响下,工业也不得不过分地集中于短期收益上。这种谋取短期效益的理念,又构成了企业发展的巨大障碍。
除“赌”之外的第二条途经,是“借”。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通过国外融资渠道发展自身经济,另一方面,是向其他国家转嫁可能遭遇的金融风险。这种做法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国的经济成分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大大增加了国家经济的不稳定因素。从美国普通民众的角度来说,人们为了让自己在今天尽情地去进行消费,去买车、购房、度假,等等,就想方设法用明天的钱。其中,大多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挣到手的明天的钱”。当今许多美国人根本没有积蓄,甚至一些人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回顾自身,发现欠了大量的债务。
当今,许多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存在形式可以用3个“字”来概括:贪、赌、借。以这3个字为主要内容的生活方式和存在形式,受到下述三个“主义”价值观念的支配:一是消费主义,即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的消费冲动,最大程度上使自己成为一个“经济动物”;二是个人主义,即个人的利益至高无上,为了满足自己可以肆意地善自为谋、损人利己;三是现实主义,即一切从眼前的实利出发,什么理想与崇高都抛之九霄云外。美国的主流文化也不断宣扬,这三个“主义”是正当合理的,是人们应当追求的。
当今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不仅证明了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是正确的,即他的经济危机理论是正确的,而且证明了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批判也是正确的,即他的劳动异化理论、人的本质的异化理论也是正确的。
考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全部批判,可以深刻地领悟到,马克思之所以对资本主义不满,不是因为这种社会形态无法使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那种以对物的依赖为特征,即以“占有”为特征的存在方式得到充分实现,而主要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那种存在方式的强烈不满。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归根到底,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他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构建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人的存在方式截然有别的新的存在方式。
无论是考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是分析当今美国的次贷危机现实,都非常清楚地告诉人们: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改变目前这种以“占有”为特征的生活方式,构建出真正符合人的本性的新的存在方式。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是否能形成,从眼前看直接涉及到能否避免类似美国次贷危机这样的危机,从长远看则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我们也必须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金融危机
2007年8月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已逐渐演变为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并引发了1929年-1933年大萧条以来全球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这两次全球性危机均率先发生在资本主义特征最明显、市场经济发展最成熟的美国,因此,需要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运行体系出发去理解危机。在经济思想史上,马克思无疑是最伟大的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病理学家”,其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内在缺陷的探究,为理解此次危机提供了思想养分和分析思路。
1、两个视角。利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讨论此次危机,有两个视角:一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将经济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的“孪生物”与“专利权”,而将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绝对地割裂开来。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时间上继起时,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空间上并存的条件下,这个观点需要修正。二是从学理的角度出发,马克思以市场经济为载体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不仅揭示出危机与市场运行内在缺陷的关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2、两种危机。从价值实现困难的成因出发,危机有两种类型:一是交易方式创新和虚拟经济发展,导致其与实体经济的偏离。货币的演进在节约交易成本的同时也导致交易完成“惊险跳跃”的困难增大。二是由于社会总资本运动中的不同部类难以同时实现价值和物质补偿,而导致社会再生产难以为继。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资本流通和商品流通。资本主义的积累规律,导致社会消费力滞后于社会生产力。生产的不断扩张与消费的相对萎缩,必然导致经济体系以周期性危机的方式来释放内在冲突。
3、两种状态。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与市场出清机制相连接的危机有两种状态:一是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二是危机的现实性。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概括为:资本家进行积累的不可抗拒性;资本家不可抑制的榨取剩余价值的渴望;日益增长的社会两次分化趋向等,这些趋势最终导致价值实现困难,并使危机难以避免。考虑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且内生存在“效率和公平”的两难困境,马克思指出的危机现实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然是存在的。
4、两重效应。就后果而言,经济危机对经济发展有两重作用:一是增长阻断效应。无论货币冲击型危机,还是需求不足型危机,均会通过财富效应和预期效应抑制企业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本次危机爆发后,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均受到明显冲击,并由此导致了全球经济增速回落、CPI指数回落、失业率增加等。二是创新倒逼效应。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经济危机不仅意味着对原有经济运行中的矛盾进行集中释放,也意味着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来找寻新的增长出路。
5、两种出路。对于经济危机,有两种应对思路:一是短期内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通过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带动增长。使用这种方案,需要考虑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挤出效应和时滞效应,考虑放松性货币政策是否会引致物价走向转变为恶性通货膨胀。二是长期通过技术-制度创新来形成新的增长点。从技术创新角度看,经济学家熊彼特曾指出,技术创新是导致长周期的关键因素。从制度创新角度看,马克思指出,摆脱危机需要解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避免危机的基础应是通过经济社会制度改革来校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失衡。
6、两个发展。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研究视野的国际化。马克思危机理论主要讨论的,是封闭状态下的危机发生机理。而上述两次全球性危机均表现出,从策源地的金融部门率先发生,然后逐渐扩展至其他区域和其他产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危机的区域扩散机制及其防范问题,应是马克思危机理论可以回应的一个重大问题。二是研究基准的中国化。我们讨论危机的立足点,是更好地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借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思路,立足于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社会实践解析我国可能的危机成因、形态和应对方法,也是至关重要的。
7、两个启示。一是在经济理论层面,它促使人们重新理解市场经济的协调性问题,以及马克思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力问题。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背景下危机的发生机理,但在危机扩散机制等层面需要拓展;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应考虑其长期忽视的制度因素,以在现实相关性和理论深刻性方面进行发展。二是在社会实践方面,美国主要面对的是“货币冲击型”危机,我国主要面对的是“需求不足型”困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问题并没有随着经济总量增长而化解,收入差距相对拉大和社会保障实质缺位导致生产-内需之间的断裂趋于增大。如果缺少外需支持,这种断裂就会引致经济困局。可见,在短期内,我国应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挑战,但长期来看必须将政策基点放在技术创新和体制改革层面,培育和增强企业持续投资和居民持续消费的自生能力。
不能就经济危机论经济危机
我习惯看历史,最近花了很多时间看1929年-1933年大危机的历史资料,包括罗斯福新政的历史资料。读完之后有两点想法与这次金融乃至经济危机相关:
第一,不能就经济危机论经济危机,而要从一个大社会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危机。1929年-1933年的危机,是一个从经济到社会、到政治、到观念的全面的危机。那么,对当前这场危机我们应该怎么看?我们系里有位同事去巴黎开会,他打电话回来说,法国高等学校罢课的非常多,以至于今年相当多的学校已经不能正常进行考试了。可见,危机已经深入到社会了。对此我有两个联想:一个联想是1929年-1933年的危机之所以深,就是因为它不仅是经济危机,还是社会危机。历史材料显示,美国当时混乱的状况是我们现在没办法想像的,从来没有想到美国会成为那个样子,游行、抢商店的情况都特别普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各种主义流行。罗斯福新政成功的核心,就是他的二次新政紧紧抓住了改革,而改革着重的是解决社会矛盾。另一个联想是与我国现实的联想。我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孰轻孰重,保增长重要,还是稳定社会重要?能够借这个机会来解决我国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吗?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是,不能仅仅强调经济危机全部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还要强调经济是嵌入于社会之中的。
第二,社会危机之后必定是观念的危机,因此,还必须从观念或哲学的层面理解和分析经济危机。最近看了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一篇文章之后,相当出乎意料。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把目光盯在经济的自由主义方面。其实,凯恩斯有一个很特别的说法。他认为,自由放任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的责任不在经济学家。相反,包括马歇尔在内的这批经济学家,都做了很多工作来弥补政治哲学的东西。美国原总统罗斯福认为,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个人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是政治哲学的一个大问题,也是最根本的问题。马克思既不赞成极端的个人主义,也不赞成极端的集体主义。那么,今天危机的影响会不会深入到这个层次?凯恩斯认为,自由主义要完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也要完了。他认为,自由放任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是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29年之前的美国社会,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占优势的。对我国来讲,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有学者曾讲到美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赌。从社会达尔文主义来看,这个赌,不是赌钱的赌,不是投机的赌,不是赌博资本主义的赌,而是更深层的竞争,即赌命。所有人都在想赢,想成功,想快速致富。这是在1929年前后美国社会的观念。而我国现在有一种口号是,不要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试想,全中国如果13亿人口都在针对其他人争输赢,这个社会会怎样?社会结构如何建立?社会激励与评判的标准又会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作一点深层次的思考。当然,也有很多经济学家不是就经济而讲经济学,而是在讲政治学。应该说,新自由主义经济不是一点没有道理,但是,它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旦结合起来就走上了极端。即使连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都认为,这个东西会把资本主义社会摧毁掉。所以,他的那篇文章的题目非常有意思:《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危机根源理论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于坚持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历史唯物观,危机的本质和长远后果是基本矛盾导致最终社会的更替。发展马克思危机根源理论,在于区分经济制度和市场制度两个层面的因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从社会经济制度层面揭示危机产生的原因。在简单商品生产中,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导致商品买卖脱节、交易中断,这就具备了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随着货币支付手段作用的发挥,一旦信用关系遭到破坏,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就进一步扩大。不过,货币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性,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正在变为现实。它具体表现为:一是“个别工厂中的生产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二是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从市场制度层面来看,市场制度是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实情况表明,经济危机已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只要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占主导的社会中,只要社会经济活动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就会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就会有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就会有经济比例失调或调节失误。我国也是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外资企业经济,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有对外贸易,存在金融市场和虚拟经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都可能通过这些领域传导过来,或者由于内部的市场制度因素使得危机发生或变化。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有根本区别。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危机是可控、可调节的,调节力在于国家干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危机,是不可控的,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也许他们可以借鉴政府调控和计划调节,这恰恰说明了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以及社会主义更替资本主义的理由。因而,从最终和历史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一般情况下,危机爆发的原因则主要归咎于市场制度层面。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