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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寐以求的入党那一天，离我打《入党申请书》，整整过了十年。

1974年7月我离开中学踏上社会进入工厂，不久便担任厂团支部书记。从那一刻起，我就暗暗下定决心，我把这一生交给党。这一年我慎重地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给党组织。我担心家庭成份可能影响我入党申请的实现。但我笃信组织的教诲“思想上入党才是真正的入党”，时刻端正入党动机，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处注意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形象出现在社会活动中。1980年4月，我成功录取为上海市农机工业局输送到上海师范学院脱产培训生，开始了我全新的学习生活。在离开工厂的前夕，我又一次认真书写第二封《入党申请书》，将它交到厂里党支部书记的手中，再次表明，无论我走到哪里，入党的信念始终如一。

来到大学，我吮吸着久违的校园气息，孜孜以求文化知识的真谛，努力提高服务社会、报效祖国的本领和方法。同时作为班级班长的我，不时组织同学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关心服务同学的需求，赢得同学们的一致好评。当时进校时的班级同学中已有二名党员，同学们起初以为我一定是二名党员中的一位，为此，我既高兴也惭愧，高兴的是，我的言行在同学们眼里称得上是一名共产党员；惭愧的是，入党我有追求，但目前条件还不够，还要继续努力。

1982年7月，完成学业，告别上海师范学院回到单位，立即投入职工的“双补”工作。此时的背景是，全国上下早已结束十年文革，拨乱反正，极“左”路线已不复存在，党内发展新党员的重点，放在一线工人、农民及大学生中，我有幸作为大学生的身份列入发展重点，进入发展对象。

1984年7月18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那一天，单位党支部将召开党员大会讨论我的入党事宜。

那一天，我回到了原来的工厂。工厂还是那个工厂，党员还是那些党员，可不同的是，国家政治形势变了，党组织摒弃了过去极“左”路线的做法，正式讨论我的入党申请。按照程序，进入到全体党员讨论发言阶段，先期发言的党员无不肯定有嘉，期许我继续努力，再创佳绩，为党旗争辉。正当我陶醉在一片肯定声中时，轮到了最后一名党员发言，他先表态对我入党表示同意，但接着第二句话是要我谈谈对家庭出身的看法。这其实是句很正常的话，也是这个党员党章赋予他的权利，但我的经历和苦痛，却被这句话激怒了。我说，原以为改革开放改变了人们的看法，政治开明改变了时代的观念，但想不到，这种文化大革命式的询问，冷不防又来一箭，而且正刺痛我受伤的心灵。正因为如此，我十年入不了党，而单位又十年不发展一名党员。文革十年中所遭遇的歧视，幻化成怨气，燃烧成怒火，被我一股脑儿地发泄出来。会场顿时陷入了僵局，一片肃静。主持人立马控制局面，进入最后程序。大会表决结果，本应对我入党一致通过的，却因我的怒斥而使最后一名党员收回了同意的表态，变成了一票反对，其余通过。事后想想，在这庄严神圣的时刻，由于自己的不理智，造成了如此难看的场面，真是不应该，说明我党性修养不够，政治上还不够成熟。虽然组织上实现了入党愿望，但思想上确实还须进一步锤炼。

从此我在党的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以入党为新的起点，竭尽全力努力工作，在松江工业局系统内，先后担任技工学校法定代表人、局科技开发部部长、温度仪表厂厂长、成功小区董事长、工业总公司成立后不久担任总经理助理等职，每一个岗位跨度都很大，但我始终牢记党的教导，勤勤业业工作，争做一名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作者系松江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